by 宋岳傳道
牛津大學著名神學家阿裏斯特﹒麥格拉斯（Alister McGrath）曾寫過一本書：《意義的驚現》。書中指出：人是追求意義的物種，我們人類在做事的時候，總是不自覺地去問：我作這件事有什麽意義？甚至會問：我活著有什麽意義？
對于人生意義何在的問題，有許多不同的回答：
一個理性的回答是科學。有一位無神論科學家理查德﹒道金斯（Richard Dawkins） 大膽而自信地宣告：科學對于生命的意義提供了最好的答案，科學也讓我們看到一切事物幷沒有更深層的意義，以至于能與整個宇宙聯繫起來，而宇宙也幷不存在設計、目的或善惡，只有毫無情感的盲目和漠然。
但是，對于大多數自然科學家來說，科學就像一次無止境的旅程，帶領人通往對這個世界更深層的認識。他們承認，對于那些關于生命的重大問題，自己無法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。科學與生命的意義屬不同的領域，强迫科學去回答那些超越其領域的問題，無疑是對科學的濫用，這樣做實際上是對科學本身及其界限的不尊重。
道金斯似乎是在用一種先入爲主的無神論意識形態來看待科學，而不是將科學看作一種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工具。自然科學的活力在于它能够做出一些解釋，但却無法回答關于生命意義的問題。生命意義的問題是形而上的，而非經驗式的。這些問題被稱爲“終極性問題”，它包括：我是誰？我們從哪裏來，到哪裏去？我們存在的目的是什麽？我們活著的意義是什麽？顯然，這些問題都超越了科學研究的範疇。而且，羅素也注意到，科學缺乏道德取向，如果人們不明智的使用科學，將會帶來暴政和戰爭。
對于人生意義何在的問題，還有一種感性的回答，那就是：人生意義在于追求幸福。曾經有一位朋友問我，幸福的英文到底應該怎麽翻譯？我說那要看語境。對于不同的人，幸福可能意味著不同的標準。但是，這個問題可以引發我們的思考：追求幸福真的就是人生最重要的目標嗎？這位朋友顯然也有同樣的思考，他後來給我發來了一篇文章，文章的題目是《生命的意義比幸福更重要》。文中提到了一位著名的猶太精神病學和神經學專家維克多·弗蘭克。1942年9月，弗蘭克連同他的妻子和父母一起，被納粹逮捕幷押送至集中營。3年後，當他從集中營中被解救出來時，他有孕在身的妻子和其他大部分家人都早已遇難，只有他作爲119104號囚犯活了下來。
1946年，他用了九天時間寫下了他在集中營中的經歷幷出版。在這本名爲《生命的意義》的暢銷書中，他總結了一個能决定生死的問題，那就是生命的意義。這個發現來自他對早年生活的頓悟。在他上高中時，一名教授科學的老師站在講臺上告訴學生們：“生命的進程就像是燃燒，這不過是一個不斷氧化的過程而已。”弗蘭克立刻從椅子上彈起來反駁，“先生，倘若生命果真如此，那生命的意義何在？”
他在納粹集中營的經歷讓他認識到，在面對人生的痛苦境遇時，當生命時刻受到威脅時，是否延續生命的决定依賴于一個人對生存的渴望，而對生存的渴望又依賴于他/她對人生目的和意義的領悟。
1991年，美國國會圖書館和每月一讀俱樂部將《生命的意義》列爲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十本書之一。這本書在世界範圍內已發行數百萬本，其內容的精華是對生命意義的探索、對苦難價值的體會、對超越自我的責任的承擔。而這些似乎都與我們的現代文化格格不入，與思考生命的意義相比，我們似乎更樂于追求個體的幸福。弗蘭克在書中寫道：“美國文化的一個特徵是：每個人被不斷催促著去追求幸福。但是，幸福是可遇不可求的。幸福只會伴隨著某些東西款款而來，一個人必須有一個‘變得幸福’的理由。”幸福的生活通常意味著感覺良好，生活安逸，身體健康，經濟寬鬆，少有壓力，沒有煩惱。
對此，心理學家給出了進一步的解釋：幸福就是滿足欲望。如果你産生了一種欲望或需求，比如你感到了饑餓，你吃了食物，填補了饑餓感，于是你感到幸福。人們感到幸福，換句話說，就是欲望得到了滿足。研究者還指出：人幷不是唯一會感到幸福的物種。動物也有欲望和需求，當它們的欲望得到了滿足，它們也會感到幸福。
因此，佛羅里達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羅伊·包麥斯特說“追求幸福幷不能將人和動物區分開來，這只是生物的本能而已。人的獨特之處，就在于其對意義的追求。”
幸福是一種只存在于此時此刻的情感，最終它會像其他的情感一般消散殆盡。這些積極的影響和情感上的愉悅雖然美好，但却是轉瞬即逝的。相反，生命的意義不僅超越自我，更能超越時空，具有持久性。儘管追求意義的人會感受更多的痛苦，作出更多的奮鬥，享有更低的幸福感，可他們却活得更有意義。所以我們應該承認：追求幸福，幷不是生命的全部意義。
那麽，到底在哪裏才能找到人生的意義呢？
（未完待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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